疫苗是为谁打的？
疫苗是为谁打的？有人说：“疫苗是打在你自己身上，当然是为你打的。”
真的是这样吗？
最近几个月，各地先后出现了诱导或者强迫人们打疫苗的现象。
我在《疫苗接种工作中的威逼与利诱》中，提到了一些例子。诱导和强迫都是有问题的，但是在两者之间，人们当然更憎恨强迫。
除了文中提到的这些例子，最近湖南省邵阳市还发生了很恶劣的强迫学生打疫苗的事情。
8月9日，该市教育局局长罗中安召开了教育局全体大会，要求教育系统把当前的工作核心放在学生疫苗接种上。他们要求15-17岁的青少年第一针疫苗的接种率达到100%，如果达不到，会对教育局长进行诫勉谈话，对分管副局长、联校校长、学校校长给予党内警告，或行政记过以上处分。12-14岁青少年的疫苗接种工作，也参照这个标准执行。
这种层层强迫、层层追责的做法，是不是很熟悉？是的。我们在各种事务上见多了这种模式。
教育部不是已经在8月5日，作出明文规定“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在家长监护人和学生在知情、同意、自愿的前提下，做好12—17岁学生疫苗接种工作”吗？在邵阳市这里，“知情、同意、自愿”去哪里了？邵阳市竟敢公然违抗教育部制定的工作规则？
事实上，教育部的“知情、同意、自愿”规定之前，还有“加强组织指导”和“加大宣传引导”两条。在这两条原则的笼罩之下，虽然有“确保接种安全”的条文，但是其分量的轻重，不用多说，我们都清楚了。
官僚们在执行命令时，是形式重于内容的。官僚体系的运作规则一向如此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他们要应付的是自己的上司，而不是人民。而且上司在一时之间看不到命令的效果，只能看命令的执行形式。
就算官僚们把命令执行得过分了一点，只要官僚们是“真心实意”办事，关系就不大，只要轻轻处理一下就好了。成都强制居民打疫苗的现象。受害者举报了相关的人。但最后的处理就是警告一下而已。
如果官僚们在执行命令（不管命令本身对人民是好还是坏）时私自打折扣，上峰可就不能容忍的。
米塞斯说，官僚管理的事务无法进行经济核算，只能进行命令式管理。在所谓的“公共领域”内，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官僚处理事务的粗暴和低效。
比如说疫苗接种自愿。“自愿”的意思只是说相关人员不押解你、不强迫你去现场。但是，学校、医院、车站都场合都是公有的，完全可制定法令条文：未接种疫苗的人，不允许进入。
于是，一个还没打疫苗的人，其自由行动的范围就很有限。这种“自愿”早晚会变成强制。
不同的个人、不同的家庭、不同的商家，对风险自然会有不同的认知和接受度。比如，有人认为，客人戴了口罩，就可以接受来我家。也有人认为，必须检测过，而且戴口罩，才可以来我家。这都没问题，是每个人的自由。按道理讲，他们应该有权利在自己的财产权范围内，处理相关风险问题。为几乎所有的场合都制定一个统一的、非常高的防控标准，未必是最好的办法。
人民要生活、工作，必须有活动空间呀。如果要求得这么严格，那些没有机会打疫苗的人，怎么办？那些因为有过敏或其他健康问题不能打疫苗的，怎么办？
在目前的情况下，公共的土地、道路、场所的所有权，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。可是，政府占有的“公共领域”越多，人民就越容易“被自愿”。对此，我们只能讲道理、说好话，祈求政府工作人员对我们温和一点。
我有个希望：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我们可以把“公共领域”缩小，除了防卫系统、法律系统仍归“公域”，其他的领域会尽可能私有化。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，每个人面临的强迫才会更少，享有的自由才会更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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